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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宝华在家乡南召的战斗青春
2019-05-16 17:02:15 发布  0  已经被阅读1409次 

题记:2019年5月9日7时37分,袁宝华老先生驾鹤西去。白河之南做为素未谋面的后生小辈,感念老先生为革命事业奋斗的一生,心系家乡的赤子情怀。仅以此文,悼念袁老先生,祝老先生一路走好!

袁宝华在家乡南召的战斗青春

作者:李德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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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青年时期的袁宝华)

1938年春节前,年方22岁,青春正盛、风华正茂的袁宝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家乡南召,回到了日夜思念的黄洋河畔。

这次回来,与当初离家所走的线路正好掉个过。

1916年1月,袁宝华出生在南召县李青店镇。5到10岁期间举家因匪患避居宛城,在南都小学高小毕业,1926年回到南召老家。12岁时,再上南阳求学,考入南阳五中。1931年,初中毕业后到开封,考入河南大学附属高中。1934年只身到北平,报考北京大学物理系,因数学成绩出众,被录取到北大数学系,一年后转入由李四光任系主任的地质系。

这个线路可归纳为:南召——南阳——开封——北平。

这个线路不是单纯的北上,是一个求学线路,先府后省再北平,绕道南阳、开封是必须的。

而1938年的回家线路,是北平——开封——南阳——南召。也绕道开封、南阳,说明这个线路也不是单纯的。

当年北上时,袁宝华还是一个要求进步、求知若渴的莘莘学子。这次回家,已经成长为理想崇高、信念坚定、使命光荣的中共党员,一个职业革命者。

不过是短短几年时间,是什么让袁宝华完成了人生中最重大的转变?

答案很简单,也很令人想不到。

1990年代,已经从新中国正部级领导岗位离休的袁宝华,面对日本影响力最大的NHK广播公司记者提出同样问题时,毫不犹豫毫不避讳地回答:“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我逼上了革命道路!”

袁宝华的思想变化,与参加抗日救亡的过程分不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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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947年2月,袁宝华和同事在吉林乾安县,左一袁宝华)

就在袁宝华初中毕业那年暑假,九·一八事变爆发,东北沦陷。在他到北平上学的第二年,日本吞并察哈尔,华北危急,日寇剑指北平。当时有个日本浪人竟在光天化日之下,跑到北大红楼前,狂喊要接收北大。一家晚报的文章甚至说:华北局面即将揭晓,日本人明天就要开进北平城。

“华北之大,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!”北平的热血青年走上街头抗议日本的侵略,发出抗日的请愿,爆发了著名的“一二·九”爱国学生运动,却遭到对外软弱对内强横,只会门后耍钩担的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。

袁宝华参加了这次运动,后来又做为骨干成员,发起成立了“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”和“北大学生救国委员会”,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。

日本帝国主义狼子野心步步紧逼,加上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、积极反共,与共产党的团结一致、坚决抗战形成的鲜明对比,让袁宝华义无反顾地做出了选择。

1936年5月初的一天,袁宝华在北大加入了中国共青团。9月,转为中共党员,从此走上了革命这条路。

1937年暑假,七七事变爆发,袁宝华和同学们积极支援二十九路军顽强反击。7月底二十九路军撤出北平,上级通知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分头撤离到抗日前线和后方去。袁宝华先是流亡天津,过海到烟台,再到开封,为的是与河南籍的平津学生建立“平津流亡同学会”,并等待党组织前来接头,开展革命斗争。

但是事情出现了差错,袁宝华并没有等来接头的人,继续在开封待下去,会有暴露的危险。这时,南阳平津同学会来信要他回南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。袁宝华正有回家闹革命的意愿,就回到南阳并接上了组织关系。10月下旬,中共南阳特别支部成立,郭以青任书记,袁宝华、葛季武任委员,恢复了南阳地下党组织。

中共南阳特支和宛属平津同学会在南阳城区为主,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,引发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监视和破坏。面对新形势,1938年初,组织上决定,活动的重心转入南召等县份。

此时,日军占领豫北,中原抗战一触即发,河南成为抗日前线。按照日军的攻势预判,南阳沦陷恐是不久的事。中共中央决定发展河南的革命力量,派南阳籍名将彭雪枫来南阳创立敌后根据地。

对于袁宝华来说,在日寇的威逼下,他从北平一退再退,先是退到省会开封,又退到府城南阳,身处在父母之乡,已经退无可退。他不愿象东北军老兵那样,因为不抵抗而丧国失家,最后痛恨不已追悔莫及。

他要回家,回到南召,用自己的一腔热血,守护圣洁的家园!

1938年1月下旬,中共河南省委认为,根据发展形势,南召可以开辟抗日游击区。当时南召是国统区,自治派、国民党、地方封建势力、土匪恶霸犬牙交错,形势复杂。中共组织之前遭到严重破坏,势力弱小,需要尽快发展壮大。

为此,中共南阳特支书记郭以青来南召,宣布成立中共南召县中心区委。区委书记由袁宝华的河大附中同学胡子云担任,组织部长王凤举,宣传部长党及辰,军事部长傅真如。袁宝华以中共南阳特支委员的身份兼任统战部长,加强中共在南召的领导力量。南召县中心区委机关设在南召县城(今云阳镇),至3月底,发展党员199人。

除了发展自己的力量外,还要做好统战工作,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作为统战部长,袁宝华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。

统战工作,最主要的是做好南召自治派首领李益闻的工作。李益闻是白土岗人,力主在南召推行自治,前两次都失败了。这一次在别廷芳的支持下,又回到南召,并初步取得了政局主导权。

李益闻是袁宝华在南都小学读书时的校长,对得意门生袁宝华很是看重。袁宝华一回到南召,李益闻就找到他,非常亲热。通过交谈,袁宝华对李益闻关于时局和改造南召的想法表示赞成。李益闻也知道袁宝华正在搞救亡活动,非常高兴。

袁宝华的统战工作,是要发动李益闻理解并支持共产党的主张,带头开创南召抗战救亡的新局面。经过接触,袁宝华认为李益闻是可以合作的对象,就建议郭以青代表党的组织会见李益闻。4月,在袁宝华的引见下,李益闻与郭以青见面,对我党的合作抗战意见深表赞同。

袁宝华还将一些进步书籍送给李益闻看,不断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。李益闻对袁宝华更加器重,视为知己,经常主动与袁宝华商讨工作,征求意见。从此,南召党组织和自治派建立起了牢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

袁宝华取得李益闻的信任后,推荐回南召的共产党员到自治派军政财文机关任职,李益闻也十分器重这些有抱负、有志向、虎虎有生气的进步青年,纷纷委以重任。李益闻在南召组织的武装,正式名称叫“南召国民抗敌自卫团”(原称“联防处”、“联防队”),是李益闻最倚重的枪杆子。李益闻吸纳许多共产党干部到联防处担任要职,委任袁宝华为县联防处任政训处副主任。

为了发展抗日骨干力量,袁宝华向李益闻建议,举办南召县抗日救亡训练班。训练班于1938年1月开班,由袁宝华、张超然、王次如、吉德林负责,中共党员胡子云、党及辰、王锡璋,及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王次如、田禾等担任教官,共举办四五期,训练了250多名联防队班长。这些班长都是贫苦农民出身,通过认真考察,在中间秘密发展党员100多人。

联防队建立了秘密党组织,各区团、大队、中队、分队政治指导员大多为中共党员担任。由此,南召县民团基本控制在共产党手中,最多时可掌握7000人的武装。1938年7月,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电告毛泽东:“南召武装三千人,均在我党领导之下,望迅速派大批干部,应付发展局面。”

同年4月,袁宝华还主持了联保主任、保长训练班。在开班仪式上,袁宝华宣布训练宗旨:“廉洁从政,造福一方;服从纪律,政通人和;学习军事,全民皆兵;舍生取义,抗日图存”。这次训练时间虽然仅仅20天,但联保主任、保长经受了一次系统的廉洁从政思想教育,为全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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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1938初至1940年秋,袁宝华与战友们在南召的英勇斗争,把南召建设成了“小陕北”,李青店成了“小延安”,现代中学成了“小抗大”。

这三个称呼,不是共产党自封的,是国民党顽固派在震惊之余,用来描述当时南召“全面变红”的现状。

敌人的震惊,恰恰是我们的成功。

当时的小陕北、小延安与小抗大是什么样的呢?

首先,南召的政局掌握在共产党,与同盟者自治派手中。

开始的时候,国民党顽固派和特务组织复兴社,以及封建地主势力,在南召政局中占绝对优势。南召县设有36个联保处,其中31个联保处的主任由反共的复兴社分子把持,他们事事与李益闻作梗,处处限制、破坏共产党的活动。

1938年3月,袁宝华同李益闻促膝长谈,指出李益闻两次在南召搞自治改革、两次险遭杀害的根本原因在于自己没有掌握实权。李益闻顿觉醒悟,接受了中共南召中心区委的建议,组建了南召县工作委员会。

李益闻任南召县工作委员会主任,委员21人,共产党员占7人,其余14人,自治派实权人物和国民党左派人物各占二分之一。在中共南召党组织的支持配合下,李益闻果断用武力除掉了南召县复兴社首领,撤掉了由复兴社分子担任的31个联保主任职务,改由21名中共党员和10名自治派人员接任。同时,开展武装斗争,打击地方顽固势力和土匪恶霸。

南召县工作委员会,实际上行使着抗日民主政府的职能,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国民党县政府的统治。中共党组织控制了地方大权,其政治主张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措施,得以付诸实施。

共产党的队伍不断壮大,全县党员由区委建立时的199人发展到646人。1938年8月,中共南召中心区委升格为县委,县委书记胡子云,袁宝华以中共豫鄂陕工作委员会(相当于中共南阳地委)委员,兼任南召县委统战部长,县委机关也由县城改设在“小延安”李青店。

其次,南召的抗日救亡运动遍地开花。

南召的抗日救亡活动,由共产党组建的南召县农村救国服务团,后改为南召县战时服务团为机构,带领广大群众如火如荼地开展,形成了一支5400余人的抗日救亡大军。

战时服务团具体工作由袁宝华负责,以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》为宗旨,成立了救亡剧团、歌咏队,主办《南召快报》,宣传抗日,优抚抗日军属,动员民众参军,募捐,做军鞋,送军粮。一次,县剧团在白河南寨凹村宣传演出后,周围群众捐粮达3万余斤。

战时服务团抗日救亡活动,唤醒了沉睡的南召人民。“为抗战出力光荣,当亡国奴可耻”成为家喻户晓的口号,出现了一股参军打鬼子的热潮,妻送郎、父送子、哥弟相送的动人事迹不胜枚举。

1938年,汉口的《新华日报》以显著的位置,连续报道南召抗日救亡运动,使小小南召名扬神州,国民党顽固派惊呼南召变成了“小陕北”,李青店变成了“小延安”。

第三,创建了象延安抗大那样的新型学校现代中学,培养了大量革命干部。

现代中学在1938年由开封移到南召续办,由袁宝华的三个兄长,中共党员袁宝嵩、袁宝岱、袁宝歧具体帮助,选定李青店国清寺为校址。

现代中学从筹建之日开始,便建立了学校党支部,后又建立了学生党支部,1938年至1940年,发展学生党员50余人。

我党派中共党员党及辰、王锡璋等去任教,仿效延安抗大的教学内容和方法,实施战时教育,实行灵活的学制,完全根据抗战需要,随时输送学生参加革命工作。第一期6个月,就有30多个学生被分配到南召县各联保处、联防队、小学工作。现代中学还吸收了南阳、镇平、内乡、唐河、嵩县等地的进步学生,办学规模达4个班160多人。1939年暑假,选派了一批学生党员,到竹沟中共豫南省委举办的干训班学习,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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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0年秋天,在越来越紧的西风肃杀中,袁宝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家乡南召。

这次离开,同样是组织上根据形势的变化,做出的安排。

1938年10月,广州、武汉相继沦陷,抗战进入相持阶段,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。1939年1月,新任中原局书记刘少奇(当时化名胡服)赴竹沟途径南阳,听取豫西南地委工作汇报后,做出新的指示,要求南阳地区的党组织要隐蔽精干、保存力量、长期存在、等待时机。特别是南召、镇平、淅川,已经暴露的党员、干部可以及早撤退到竹沟去。

中共南召县委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和省地委的部署,对一些“红”了的干部进行调整和转移。1939年2月至1942年12月,分期分批将100多名党员干部撤往竹沟、延安和豫东新四军。

袁宝华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,国民党省党部负责人直接点名袁宝华是共产党,要抓他去洛阳。1940年5月,省委派地委书记刘清源来通知袁宝华,要他撤到延安去。

袁宝华走前,动员李益闻一起去延安,被李益闻婉言谢绝。最终,李益闻在1942年南召事变中,被国民党认作共产党地委负责人而惨遭杀害,同他一起牺牲的有二三十人。

离开南召的袁宝华,骑着自行车,沿着镇平、西峡口、商县、蓝田的崎岖山间小路,颠簸7天后到了西安。然后,于1940年12月,到达革命圣地延安,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。

这一去,就是51年。

青峰山、黄洋河,常在游子梦中;战友情,故乡事,时时浮现心头。革命生涯常分手,一腔乡愁总淹留。战斗青春报国志,峥嵘岁月愿已酬。

1991年,袁宝华终于又踏上了家乡的土地。这时,他的浓密青丝,已变成满头白发。

家乡以崭新的面貌迎接他,浓浓的乡情更令他万分兴奋,欣然吟诗一首《故乡行》:

故乡河山足风流,五十年来几梦游。

而今后生多俊秀,不须杯酒释乡愁。

本文参考书目:

1、《袁宝华回忆录》,袁宝华著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18年出版。

2、《革命老区南召》,中共南召县委党史研究室、南召县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编著,中央文献出版社,2002年出版。

3、《南召县志》,南召县志编纂委员会编,中州古籍出版社,1995年出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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